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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坑妈妈和大学生的“杀鸟盘”，到底有多恐怖？
以下文章来源于看天下实验室 ，作者明雪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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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看天下实验室 《看天下》杂志原创出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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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看到拘留通知书时，严佳玲很意外，当场痛哭。
她对警察说，这怎么能被拘留？
她原以为，配合调查，结束了就可以回家。
家里还有几个孩子，以及患病无法工作的丈夫。
她辩解，自己只是在做好事。
这个困难到卡上只有几百元的女人，曾经被骗走千余元，
却在自己受害后，变为施害者，成为一名“捕鸟猎人”。
鸟，取笼中鸟之意，这是犯罪团伙根据受害人特征所作的一个比喻，生动却残忍。
根据相关研究，“杀鸟盘”中的受害者，78%是女性，47.3%无业。
据最高检普法宣传，“杀鸟盘”是以兼职刷单，赚取高收入为噱头，以日常小额报酬为诱饵，吸引在校学生、家庭主妇等无固定收入人群，一步步进入电诈分子的圈套。
浙江省仙居县警方此前破获一起涉案金额近一千万元的“杀鸟盘”诈骗案件。
严佳玲，就是案件中最重要的嫌疑人。
面对警方的审问，她一直强调，自己帮助了很多宝妈，“宝妈知道宝妈的不易”。
第一步，要知道“鸟儿”们渴求什么。
对没有收入的人群，兼职这两个字，是最好的诱饵，铺遍了这张刷单电诈的网。
此类案件开启的第一步，往往是一则不起眼的小广告，“日入300元”“月赚1万不是梦”等。
而结尾，则强调其简单易操作，“宝妈可做”“大学生可做”。
这个步骤，在诈骗团伙的笔记里，叫做“诱鸟”。
循着饵料，“鸟儿”们加入做任务的福利群。
后来，作为“捕鸟猎人”之一，严佳玲目睹了无数“鸟儿”是怎么死死被网牢的。
第二步和第三步，就到了严佳玲登场的舞台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通过红包等蝇头小利，换取被骗入群人的信任。
缅北电诈团伙化身“福利官”组了群，引导“鸟儿”们在微信或者QQ群完成关注公众号等小任务，给予5-10元的红包。
但受害者在迈出第一步前，往往需要先观察他人收获如何。
严佳玲的舞台就这样出现了，她管理着大量的托儿，托儿们在群里扮演不同角色：
负责发红包的管理员，假装搞不清楚程序的小白，耐心回答小白问题的热心肠人士，靠做群里任务挣到了钱的证人，以及把垃圾信息用表情包顶上去的秩序维护者。
最后，受骗者迈出第一步，她们不花成本，便尝到微小甜头，对组织信任感日增。
这两个环节，是“喂鸟”“醉鸟”。
被骗入局的“鸟儿”，收到真金白银的红包，又看到群里诸多赚到钱的成功案例，疑心逐渐消除。
最后，便是诈骗的最后一环，“杀鸟”。
“鸟儿”究竟什么时候被杀，要看最后登场的缅北诈骗集团的判断。
在紧锣密鼓的任务和小甜头的奖励中，受骗者被一步步引导，下载诈骗集团为不受境内监管而设计的App。
在App里，随着“刷单”任务金额越来越高，任务规则也开始需要“鸟儿”们先垫付。
一旦受害者陷入其中，诈骗团伙就挥刀“杀鸟”。
她还记得，福利群里，用户都是普通头像，“对话也很平常”。
她依稀记得，有谁提过一句，宝妈不好找工作，就靠这些任务挣了点钱。
做了几次任务，零成本赚了几笔奶茶钱，她逐渐放心。
被骗当天，她被所谓App客服安排了一个据说运气好的人才能接到的福利单，需要五个人一起做的刷单任务。
她本来犹豫，看到其他几个人都做了，也便转了500元进去。
只是，规则变了，必须完成下一个任务才能领到上一笔本金以及回馈。
下一个任务，需要2000元。
她听从规则，和群里其他人一样，继续做了2000元的任务。
但立刻，客服的“规则”是，还需要转10000元才能拿回前面的钱。
她的防御系统在此时已经被焦虑击穿，“我当时就想，如果不继续转，那前面的所有钱就没了”。
只是，她的存款只剩5000元左右。
“客服”得知情况，“温情”地对她说，你先转过来，我替你去向管理层申请，同时提醒她去网贷。
于羽照做了，成了“杀鸟盘”里的新“鸟”。
受害人这一身份，是她的秘密。
羞耻紧紧包裹着她，至今只有母亲和哥哥知道这件事情，
当一位同事在聊天中很自然提起自己曾经刷单被骗了几千块钱时，她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没能说出这个秘密。
“连我妈妈都觉得，我是一个大学生，怎么能被这种套路诈骗了。”
毕业之后，于羽的助理工作月薪只有两千元。
这八千元是从学生时代开始“一点一点攒出来的钱”，她一边在警局做笔录，一边急得掉眼泪。
这时，旁边一个因为类似套路受骗的宝妈尝试安慰她道，“我被骗了十万”。
被杀的惨烈程度不一，本案中损失最多的受害者是一位中年女性，被诈骗了122万。
从外面看这个家庭，算得上体面。
抓捕严佳玲的警官易迎记得，她家住在湖北某地级市中心一个较新的小区里，家里还有一辆宝马X5。
家里装修一般，有臭味，沙发上放满衣服，“想找个地方坐都没办法”， 厨房极乱。
严佳玲和老公睡在床上，三个孩子在一旁打着游戏。
从资金上来看，尽管非法获利十万，严佳玲的卡上，最后只有不到几百元。
严佳玲主要由仙居县警官武庚审讯，几乎每一次，她都会提及自己被丈夫殴打，严重时，脖子被打骨折。
严佳玲丈夫有很严重的慢性疾病，后期浑身水肿无法工作。
武庚回忆，“可能（其丈夫）心理也受到一定程度扭曲，经常无缘无故地殴打（严佳玲）”。
严佳玲在兼职群里看到招兼职的消息，因此入坑。
后来，她才知道，对方来自缅北。
一来二去做熟了，对方邀请她多找几个人一起来，宽慰她做这个不算诈骗。
逐渐地，她学着使用境外软件、如何用加密货币、如何记账。
到最后她有十几个QQ和微信，巅峰时期，手下管着一百个“诱鸟”的托儿。
严佳玲自己成了监工，算是电诈链条上的管理层。
与上线接触过程中，严佳玲遇到一个叫“四条”的缅北电诈团伙成员。
他很关心严佳玲。
慢慢地，严佳玲会跟他分享生活琐事；
听到她被丈夫家暴，四条则进行言语安慰。
从未谋面的四条，对严佳玲的关心逐渐加深。
他承诺，等她离婚，自己与她一起照料三个孩子。
严佳玲陷了进去，更密切地与四条合作。
对方说想回国，要严佳玲转2000块钱买机票，严佳玲就转了过去，但他们最终未能相见。
她后来承认，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相信四条，只是无法拒绝别人的关心。
两个到店里的年轻人不是顾客，而是来自浙江省仙居县的便衣民警。
张霞是严佳玲的朋友，也是她手下的“托儿”。
她在离婚之后，从湖北带着女儿回了老家，生活困难。
宝妈要帮助宝妈，更何况这还是自己朋友。
严佳玲拉她入伙。
据仙居县警方介绍，诸多证据表明，对于后面发生的“杀鸟”情节，许多参与其中的宝妈都是模糊知晓的。
其中不少人，曾经的身份就是被杀的“鸟”，例如主犯严佳玲，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。
“有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诈骗，”武庚说，“严佳玲还觉得，反正自己不做也会有别人做。”
他们这些托儿，有一个原则，自己不能下载诈骗集团发来的App，以防套深。
另外，为了笼络住托儿，严佳玲偶尔也会向他们展示自己与“上线”的熟络，给她们讲缅北的新鲜事。
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托儿，其利润只是群里抢到的拼手气红包，以及后续假装做任务得到的收益。
参与一次，最多也才赚50元。
累积起来，勤快一点的宝妈从中牟利一到两万不等。
严佳玲在食物链上游。
一年半的时间里，她非法获利10万。
缅北那边，会按照每个人头20元给她提成；
另外，托儿也要将自己收入的三成“抽水”给严佳玲。
真正的食物链顶端，是电诈团伙，案件所涉的一千万几乎已经被全部转移去了缅北，这与管理托儿群所获相较，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严佳玲并不是缅北团伙的正式一员，他们保持着松散联系。
手底下的“托儿”与她之间的关系，也同样如此。
托儿的流动性很大，熟悉了业务后，有人可能单做；
严佳玲很快意识到，宝妈是最稳定、老实的一个群体。
她成立的托儿群有百余人，成员身份基本除了宝妈就是学生。
学生平时也没有那么听从她的指挥，还总想办法“自立门户”做团长、带队伍。
宝妈则顺服得多。
她单独成立了一个宝妈群，这些人是她的“基本盘”。
严佳玲在这个群里说，宝妈不容易，自己要给大家找点钱赚。
她常在群里活跃气氛，发红包让大家“买个鸡腿”“喝杯奶茶”。
有宝妈遇到育儿、婚姻问题，她还会参与讨论，提供建议。
宝妈则对此表露出感激，她们感谢严佳玲总是想到她们，称她为“老大”。
在确认了对方身份，展示了相关证据后，他们却没能立刻将张霞带走。
张霞离异，独自带着女儿生活，没有亲戚帮衬，孩子下午放学没人接送。
最后，胡晓杨的同事只好接了张霞女儿，先陪她用餐，再将其送回学校上晚自习，最后在夜里驱车前往浙江仙居公安局。
胡晓杨和同事未曾预料的是，这样的“代履母职”，会频繁地出现在接下来半年的工作中，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算得上罕见。
胡晓杨向本刊回忆，已经抓捕的涉案嫌犯四十余人里，过半都是在家带娃的宝妈，
带着孩子接受传唤的场景常常发生，办案时需要单独找一位民警在另外的房间看孩子。
考虑到她们的母职，大部分案情较轻的嫌犯，有关部门最后都为她们办理了取保候审。
另一些案情较重的嫌犯，由于多是独自带孩子生活，羁押期间则需要联系她们的兄弟姐妹代为照料孩子。
宝妈，在嫌犯这一端是笼络和维系稳定性的基础，在受害者一端，却构成了受骗的起点。
根据论文《刷单返利类诈骗被害特征与防控对策研究》，某地区211份被害人报案材料的分析显示，“28 岁到40 岁女性被害人群体人数较多占比。
这一年龄段女性被害人大多处于孕期和婴幼儿抚养期，一些被害人迫于缺乏经济收入来源，以及时间支配较为零碎，有较大居家兼职、挣取外快的需求。”
居家兼职、外快这些词语，吸引着宝妈，背后也是她们的群体困境。
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，从人口学切入，研究成为母亲后劳动参与、工作小时数量的变化。
她提到机会成本，做母亲后“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大家看到的经济成本，就是直接花出去的钱以外，
还涉及养育孩子时间成本、收入上的损失、个人受教育机会、升迁等机会成本。”
据她研究，初为人母，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当年直接下降16.8%，直到两年后才恢复生育水平，这还是在劳动参与定义相对宽松的前提下。
兼职如此吸引宝妈的原因，杨凡的理解是，“照顾孩子所花的时间太长，可能就会造成她们倾向于形式比较灵活的，对时间要求没有那么高的，比较方便的就业形式。”
据杨凡的研究，1985年之前出生、文化程度较低、生育多孩的女性，在劳动供给中承受的压力最大。
这个结论，与严佳玲的画像吻合——1985年前出生，初中学历，三个孩子的母亲。
在审讯期间，警官武庚逐渐了解了其更多生活细节。
严佳玲思维活络，开过理发店，做过微商，从江西远嫁到湖北，几乎和家里亲人断绝关系，生孩子时父母也没有来过，只和弟弟保持着联系。
在湖北，她只有一个朋友，就是被她带着做“杀鸟盘”托儿的张霞。
后来，她也离婚回了老家。
严佳玲的另一组矛盾，是某种意义上她的“努力”，却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，就像是在人生的网中死命挣扎，结局却是越套越牢。
被羁押的第三个月，严佳玲的丈夫突发疾病死亡。
警方联系了她的弟弟，从江西赶来照看几个孩子。
后来，孩子们又转交给丈夫弟弟。
严佳玲则在看守所里，等待后续的审判。
得知自己可能的刑期后，严佳玲无法接受。
武庚尝试着教育她，对她晓之以理，
“你老公是去世了，我可以觉得你可怜，但如果我们把受害人一个一个地带到你面前，有的人可能因此丢了几百万，她们会可怜你吗？”
严佳玲最终不再辩解。
点亮【赞】+【在看】，身为母亲，希望每个人都能独立且清醒。
（文中警方及涉案人员皆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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